五四时期副刊的革新与启示
时间:2019-09-12

【摘要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推动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,报纸在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巨大变革。副刊成为五四时期报纸的一种风潮,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的内容、版面、风格、作用和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仍对当今报业副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五四时期;四大副刊;《新青年》

一、引言

中国报纸的最初期,是没有副刊的。多年以后,有的报纸在版面上辟出一小块,专门用来刊载一些消遣娱乐的作品,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有的报纸以《杂俎》或是《余兴》来命名这样的消遣娱乐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内容的标准并不固定,稿荒时用来凑版面,稿挤的时候就选择不刊登。当时的人戏称这样的内容为“报屁股”。

直到19世纪末,1897年11月24日,即光绪二十三年,上海早期的著名报纸《字林沪报》新开辟一版,称该版的目的在于“遣闷排愁之助也”,被称为《消闲报》。这版主要刊登的文体包括诗词、笔记、传记、笑话等,这便是报纸副刊的开始。

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,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化方向,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。作为一场以重建中国文化和重塑国民性格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变革,对中国报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大量的报纸副刊参与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,这是呼应时代的重要表现,也是五四时期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选择。《新青年》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,此后,中国报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鼎盛之态,多家报刊在此时都增开了副刊。从五四时期报纸的格局来看,副刊承载了一项重要的任务——传播新文化,同时也是传播新文化的最好选择。副刊作为报纸主刊的衍生物,和报纸的主刊存在功能互补的作用。[1]同时,五四时期的中国报纸进入了新闻时代,以新闻为本的新闻思想在报刊界占据主流地位。[2]另外,报纸以副刊传播新文化,也是保障自身生存的需要。

在这段时间内,我国出现了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力极大的四大副刊:北京《晨报》的副刊《晨报副镌》,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的副刊《学灯》,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的副刊《觉悟》和北京《京报》的副刊《京报副刊》。

北京《晨报》为《晨钟报》的前身,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,由进步党人刘鉴担任经理,是以梁启超、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政客的机关报。《晨报》在创立之时便设有第七版,具有副刊性质,专门用来刊载学术演讲、小说、小品、诗歌以及其他具有文学性和思想进步特质的内容。1919年2月7日起,李大钊携其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加入《晨报》参与编辑,在刊物中增设了“自由论坛”“译丛”“剧谈”等板块。1921年10月12日,《晨报》在鲁迅的支持和指导下,对第七版进行改革,使其单出版4开单张,作为晨报附刊。鲁迅将其命名为《晨报附镌》,后有《晨报副镌》。该刊于1928年5月停刊。

《新青年》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从北京传播到了全国,上海的各派报纸受其影响,此后副刊随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。其中在上海开先河的是《时事新报》。上海的《时事新报》原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,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。因机构原因,其政治立场较为保守,《时事新报》的副刊有很多,如《学灯》《社会主义研究》《文学旬刊》等。《学灯》是一种综合性副刊,于1918年3月4日创刊至1947年2月24日停刊期间经历过多次改革。它的出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副刊改革的先驱。

《觉悟》由邵力子于1919年6月16日创办,在“五四时期”的四大副刊中,《觉悟》堪称最杰出的副刊。在创办之初,它就表现出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,在各个战线,如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,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,《觉悟》在该组织的影响下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的阵地。1925年改由恽代英主编,聚集了共产党人的许多文章,都表现了很强的战斗性。1925年12月《民国日报》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完全控制,逐渐失去了它的进步作用。

虽然《京报副刊》创刊时间比较晚,持续时间也较短,不足两年,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《京报副刊》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,由孙伏园主编。1926年4月,因著名报人邵飘萍遇害,《京报》被封,《京报副刊》因而停止发售,共出版477期。

笔者将选取上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四大副刊进行分析研究。

二、内容革新:思想性与趣味性兼顾

五四时期的副刊,拥有庞大的作者团体。据相关统计,《晨报副镌》拥有作者97人,《觉悟》拥有作者73人,《学灯》也拥有60名作者。[3]鲁迅、李大钊、冰心、郁达夫、周作人、瞿秋白、林语堂等人都活跃在四大副刊中。这些作者备受新文学的浸染,给副刊的内容带来了巨大的革新。